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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博泉（1898—2001），名崇溥，字以行，1898年10月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官商世家。父亲朱晓南为晚清举人，思想开明、治理有方，后弃官专事工商业。1909年浙江官钱局改组为“浙江银行”，朱晓南等人成为主要股东，并出任第一任董事长。母亲许氏为杭州望族横河桥许家的千金，许家满门功名、累代书香，为朱博泉的成长提供了优渥的家庭条件。

　　朱博泉7岁入私塾，11岁随家迁居上海，13岁转学到汉璧礼西童公学就读，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男生。1915年朱博泉考入沪江大学文科，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能与扎实的国学功底，使他成为沪江园里的“明星学生”。

　　《天籁》是沪江大学学生创办的综合性刊物，朱博泉入学不久就成为刊社重要成员。1916年3月出版的《天籁》，徐志摩任汉文主笔，朱博泉任干事，负责经费筹措及校内发行等事务。1918年10月朱博泉已任《天籁》总编辑，到毕业前夕，他一共主持出版了6期，均印刷精良、配有插图，堪称匠心之作。朱博泉热心学校公益事业。1916年沪江谋建医院以济穷利众，向校友筹措部分资金。

　　徐志摩在《沪江大学附设普济医院捐款征信录》中记载了捐款人名单及数额，中国师生共捐1039.24元，其中朱博泉捐赠100元，居捐款金额之首。他还喜爱和擅长体育运动，担任沪江大学网球队、棒球队、足球队三大球队队长。1917年率领沪江网球队先后击败圣约翰大学、南洋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夺得冠军。

　　1919年夏，朱博泉从沪江毕业，赴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经济学，获硕士学位。他还到美国纽约花旗银行总行实习，接触到世界先进的金融思想和业务，为日后从事金融业打下了基础。

　　1921年朱博泉学成归国，先后在浙江实业银行上海总行担任外汇部副经理、金币部经理。1927年，他担任督办中国境内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副清理员，处理该行善后事宜，获金融界人士赞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筹备处，财政部长宋子文任命年仅30岁的朱博泉为中央银行总稽核。两年后，朱博泉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1932年浙江兴业银行与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联合发起泰山保险公司，主营水火险、汽车险、航空险等险种。

　　1938年，泰山保险公司总经理徐新六因日寇空袭不幸殉国，朱博泉挺身而出，继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在其经营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除此之外，他还投资了大上海保险公司、大安保险公司、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等，成为上海保险界当之无愧的翘楚。

　　当时，上海的金融业较为发达，但银行间的票据清算方式仍十分落后，需仰赖旧式钱庄办理，效率低且风险大。朱博泉认为银行应建立自己的资金储备机构和票据交换所，以利资金融通并控制风险。他常与金融界前辈李馥荪、陈光甫、钱新之等人谈及此事。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金融市场风云突起，银根骤紧下一片恐慌。为避免更大的危机，1932年3月16日上海银行公会推动成立了“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公推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等5人为常务董事，朱博泉任经理。

　　“联合准备委员会”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筹办票据交换所打下了基础。朱博泉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参加票据交换工作，又是联合准备委员会的经理，责无旁贷负起具体筹备工作。他倾注全力、躬亲操持：起草暂行办法草案，召集各家银行代表磋商章程，选址与购置楼宇，召集会议讨论准备金、交换时间、差额支付等具体问题。

　　1933年1月10日，上海票据交换所在香港路59号银行公会大楼正式开业，朱博泉出任经理，结束了上海银行票据长期通过钱庄汇划清算的历史，是上海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的历史性一步，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票据交换所降低了银行的委托清算成本和信用风险，受到业界好评，至1937年，加入的银行已达73家。朱博泉抓住交换所声誉渐隆的契机，充分发挥其融资运作专长，与沪上实业界开展合作。

　　1941年10月，他受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委托，与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美亚绸厂总经理蔡声白等人联合发起创立中国工业银行。

　　朱博泉解释成立中国工业银行的目的是“使社会剩余资金与工业界之需要，得以互相沟通，同时并拟积极提倡证券之正当流通，唤起国人投资证券之兴趣，矫正一般以证券为投机对象之心理，进而促进资本市场与证券市场之设立，稗得充分发挥工业银行之效能。”在朱博泉资本运作协助下，许冠群迅速构建起与新亚制药相关联的企业网络，形成新亚企业集团。1944年集团名下的公司厂商已达35家，资本总额超10亿元，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投资、银行保险、信托地产、化工制药、纺织印染等，成为“战时上海成长最迅速、膨胀最快捷的一个集团”。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占领后沦为“孤岛”。为保证商品市场和货币信用渠道畅通，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西迁后，票据交换所毅然担负起这三家银行的金融责任，努力维持上海金融平稳。1939年初，上海市场流通的镍币被日本侵略者搜刮殆尽，交换所及时发行铝制辅币，保证流通，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铝制辅币。6月上海外汇市场因侵略者套取法币而起波动，政府通令限制提存，引发信用危机。交换所制定“同业汇划领用办法”，供给5000万元法币资金限用于同业间转账，再次稳定了金融市场。

　　1940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特派岑德广邀朱博泉参加，被朱博泉一口拒绝。

　　11月29日，朱博泉在乘车经过定盘路、华山路口时，突遭一伙持枪人绑架。经金融界人士多方营救，十天后才获释，事后方知乃周佛海密令“76号”特务吴四宝所为。上海局势日益险峻，李馥荪遭汪伪政府通缉后，于1941年3月秘密离沪，嘱托朱博泉要尽力维护上海金融同业利益，保全联合准备会和票据交换所。钱新之也从重庆写信来，要他留在上海维持准备会和交换所。一边是敌伪特务的威胁，一边是行业前辈的嘱托，朱博泉素来重信义，不愿辜负前辈托付，便决心留下来。

　　9月伪中储行态度愈发强硬，正式提出直接参加交换所，当时特务制造“中行惨案”，弥漫，但朱博泉还是坚决不从。各种威胁接踵而至，交换所只得以场址不敷应用为借口，一直坚持到1945年初才恢复集中交换。1942年伪中储行指定吴震修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叶扶霄为董事；唐寿民为交通银行董事长，朱博泉为董事。

　　1943年又强行指定唐寿民、朱博泉等5人为伪中储行参事会参事。朱博泉既担心拒绝安排会再次遭到敌伪特务毒手，又恐接受后遭受各界非议，进退维谷，但想到金融界老前辈的重托，他被迫虚与委蛇，不得已接受了安排。

　　年届90高龄时，朱博泉回顾这段经历，认为对他个人确是悲剧，但也并不后悔。他不畏惊涛骇浪，始终与敌伪特务周旋，完整保存了票据交换所，为维护上海金融稳定殚精竭虑，不负嘱托，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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