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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球巨变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震荡，对中国经济提出多重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深刻变化？

　　高柏教授积35年之功，以历史长周期视野和高度跨学科的框架，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世今生与底层逻辑，从国际国内双重视角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把脉”，对思考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战，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编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中国高铁创新体系研究》《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等。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全球化神话的出现与全球化的上升期/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体验的全球化/中国崛起：西方精英眼中全球化对西方的最大挑战/ 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欧洲难民危机：反移动的催化剂/全球化走向逆转

　　国际金融秩序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黄金储备与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问题/政策自主权，预算赤字以及联邦债务/放松规制和金融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结语

　　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影响/金融制裁与易物贸易/人民币还是共同货币？/本币结算、估值参照与交换平台/讨论

　　萨缪尔森陷阱/为什么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有问题？/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崛起与国际贸易的变化/产业间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脱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讨论

　　以邻为壑，还是对等开放？/战后格局：是独善其身，还是多边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深度整合，还是维持主权国家市场？/对等问题2.0：非关税壁垒问题的登场/日美贸易战的根源：缺乏对等和产业内贸易/对等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与多哈回合的僵局/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贸易投资壁垒与产业内贸易/讨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的增长理论/四种增长模式/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现有增长模式的极限/休养生息与强筋健骨：提高实际工资与实现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结语

　　增量改革与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新经济与装备制造业/是发展新产业，还是维持旧产业？/是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是与时俱进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商环境差的根本原因何在？/艰巨的改革任务与“走马灯”式的官员任期/结论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以共同富裕回应五大挑战/结语

　　产业政策与竞争优势：分析框架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外部风险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挑战/中国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制造业新竞争优势的紧迫性/打造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制造业新竞争优势

　　政府与产业政策的分类/数字经济中的“打造竞争优势型政府”/打造竞争优势型政府的政治经济学/结论

　　电动汽车产业与产业政策-竞争优势六力模型/增强要素禀赋/建设基础设施/打造产业集群/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鼓励行业竞争/讨论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福利国家的发展/世界工厂模式与萨缪尔森陷阱/福利国家是发展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制/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建设中国的福利国家从哪里入手？/讨论

　　下乡：国际研究的原点/北大：初识比较历史研究/普林斯顿：脱胎换骨的历程/杜克：跨学科旅程的继续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把自己历年写作的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文章结集成册，不做任何改动，给每一篇文章附上背景说明，与读者分享自己关注这些问题的心路历程，必要时再加上后记，讨论分析对象在文章发表后的新变化，来反思写作时有哪些误判，并思考应该如何改善当时的分析框架。令我惊喜的是，三联书店竟然同意我这些另类的想法。

　　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出书？因为我们需要反思，只有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呈现，再从今天的视角加以审视，才能帮助自己发现当时认知的局限。我十分认同曹德旺2024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你要想明年会更好的话，你要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我而言，从过去的分析中汲取经验教训尤为重要。我一直有一个直觉，中国社会各界在本世纪初这20余年对中国在各个时点上面临的各种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形成的对策，以及后续发展对当年认识和所采取对策的验证和反思，会成为未来史学界研究这段历史时的重要内容。

　　以“把脉”作为书名，则是因为把脉这个中医术语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把脉是把握患者的脉象，这相当于社会科学搜集研究对象的经验材料；同时，把脉也是诊断，即将患者的脉象与过去的行医经验或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进行比较，判断患者病症的性质，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与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十分相像。

　　为何把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经济呢？受过去经历的影响，象牙塔或掉书袋式的学问很难激起我的学术热情。我一直执着于研究现实，在大趋势的变化中寻找问题，然后调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打造经验研究的分析框架，再以比较和历史等宏观视野分析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通常，社会科学研究是用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可是对我而言，那还不够过瘾；最令人着迷的是，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因果关系或者预测的发展方向能在未来被再次证明。

　　而社会科学恰恰能够帮助我们把脉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框架；所谓框架，无非是由因变量——被解释的对象——和自变量——用来解释因变量的影响因子，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组成。如果我们能这样分析现实问题，再不断通过后续发展来验证和完善相应的理论框架，这些工作理应会帮助我们的认知逐渐逼近现实。只要分析框架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现实生活中甚至历史上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这一框架推测未来发展的方向。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分析都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参考范围。我始终认为，基于过去经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能被未来的经验现实检验和再次证明才更有价值。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无非就是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一个世纪前，这三个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崩溃、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高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蔓延、不同的应对市场失败解决方案的意识形态化和全面对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战争终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三个历史周期又一次开始出现同频共振的趋势，这种共振正在作为一种结构力量把这个世界推向与百年前十分相似的局面。

　　本书有两个鲜明的主题，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经济。虽然这些文章写于过去九年，但是对这些问题在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思考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写作博士论文《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以下简称《发展主义》）期间。而本书所收文章的理论框架，则基本来自我在写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以下简称《悖论》）时开始关注的社会科学文献。《悖论》一书形成的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有三大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关于历史长周期的分析。彼时我对长周期的认识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关于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的讨论，我把它概念化为全球化钟摆运动，并用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二战以后新一轮钟摆运动的全过程；其次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与他的团队对历史上霸权更替周期的分析。近年来，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最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我又将凯文·德拉姆（Kevin Drum）讨论的科技革命作为第三个历史长周期变化加入我的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变化的分析。当科技革命迅速改变权力和财富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时，它会加速推动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更替周期的变化。在全球化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逆转时，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蔓延全世界的大趋势，对原来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当霸权周期由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时，既存霸权支撑的国际金融秩序开始失序，为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这种内在张力的聚集离爆发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于一国经济体制的类型及其内部的制度逻辑如何影响该国应对上述外部环境巨变的分析。各国应对全球化钟摆运动往往有一个很突出的转变过程：当全球化刚刚开始逆转时，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的影响，各国在应对危机时往往把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作为解决方案。然而，这只会激化矛盾。当各国绝望于日渐深刻的危机时，就开始以地缘政治的思维看待一切，相信冲突甚至战争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各国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冲突进行国内政治动员，开始将原来在同一国际秩序下共存的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化，把不同的体制描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上，当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遭遇空前危机时，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苏联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大国对未来人类政治经济制度做出的三种不同选择。然而这三种国家集团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内政治动员，一步步地将这个世界推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战争终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类似的趋势和转变也正在变得日渐清晰。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这个理论框架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在《悖论》中，我着重分析的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方向，即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的变化如何影响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以及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又如何影响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本书的部分篇幅分析受战后全球化周期、霸权周期和国际经济秩序影响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如何在一国内部制造矛盾和张力，这些国内的矛盾和张力又如何引起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以及这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如何加速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的进展。